漾冈又叫漾会，就是后来所说的物资交流，最早的漾冈源自庙会。贵溪县城每年农历八月初二的漾冈是由罗河青泥冈的庙会改迁而来。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记得十岁那年秋天，我正在田里做事，看到村里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走往村外去，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去城里“漾冈”。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漾冈”，当时好生羡慕他们可以自由活动，而我每天必须完成继父交给我的农活任务。

记得1974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母亲说带我去漾冈，我高兴极了。那时，母亲在象山大队手工业场画玻璃，漾冈期间正是卖玻璃画板的好机会。母亲写了请假条捎给我的班主任，然后提前两天带着我在南大人行道上找好了摊位，还借来了门板和两条长凳。

我当天晚上的任务便是露天睡在门板上守摊位。傍晚，母亲拿了一床破毯子给我盖，临别时还再三叮嘱，睡觉前要将凉鞋压在门板下的凳面上，因街上的男孩调皮，以防被他们偷去兑冰糖吃。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来自邻县甚至邻省的商人陆陆续续到了，一个晚上有的忙于卸货，有的到处找摊位。卖冰棒的阿姨也加起了夜班，她们背着个大大的木箱来回走动，声声叫卖着：“卖（她们的口语都将“卖”叫成了ei）——冰棒——”。已经是深夜了，可街上还有三三两两的人来来往往，远近昏黄的街灯彻夜长明。置身于这样的夜景，成长于农村的我感到非常的新鲜和稀奇，兴奋得直到深夜也睡不着，躺在树影斑驳下的门板上，仿佛身处天上街市。渐渐地，我在幸福、快乐中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第二天一早，母亲来了，我们匆匆吃了几个包子，便动手将玻璃画板摆在门板上。然后，便坐下来等生意了。八月初二是最热闹的一天，来自南北两乡的人把平时宽阔的大街挤得水泄不通。母亲看到的新奇劲，笑着对我说：“这里我看着，你去转转，记得快中午的时候回来。”

我便在南大街、茨荸弄到处转悠。正从茨荸弄往回挤的时候，人群中突然骚动起来，紧接着人们排山倒海般向街道两边拥挤，高的摊子被推倒，矮的摊子被踩踏，场面一片狼藉，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我亲眼看到一家摆在竹床上的玻璃画板被踩成碎片，看摊子的妇女侧身趴在靠背椅上伤心哭泣。见此情景，我条件反射，立马想到自家的摊子，匆忙挤了回去。还好，我家摊子安然无恙。原来，母亲看到人群突然骚动像汹涌的海啸一样朝街道两边冲来，急中生智地一步跨到摊子一端（好在另一端紧靠大树），俯身用双手按住门板不让掀翻，同时将门板使劲地顶住大树不至移位，居然挡住了拥挤的人群，保住了玻璃画板。

事后，人们纷纷谈论着刚才骚动的原因，听说是两个对立的造反派头目街头相遇动起了手脚。第二天，人群突然又起了骚动。大街上一个老农牵着一条水牛大摇大摆地走过人们紧急避开的通道，莫名其妙地笑看挤向两旁的人群。

那次漾冈，母亲赚了点钱，很有点书呆子气的继父买回了一担高大的水桶交给十一二岁瘦小的我。家里原来那担用水泥补了又补、无法再补的破水桶终于可以当柴烧了。因继父体弱多病，五十岁出头便丧失了劳动能力。在那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只有我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挑水。从此，每天清晨，石泉金家的河边便出现了一道怪异的风景线——村里挑水队伍中一个身材最矮小的人却挑着全村最高大的水桶。大人们开玩笑地对我说：“崽嘞，人还没有水桶高，你的爷老是想把你压死去。”虽然每次我只能挑不到半担水，但能做到滴水不漏地到家，心里依然感到非常高兴。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满满一担水只有半担水到家。

当时，手工业场给母亲定的每年300元的积累很重，为了交清生产队的口粮钱，并尽最大努力上交积累，母亲记下了贵溪各乡镇漾冈的不同日期，并请求大队书记和手工业场场长批准她去漾冈。受管制的母亲行动范围是受限制的，可母亲去漾冈是双赢的事情，因此得到特批。那时无论谁外出都是要打证明的，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可大队打给母亲的证明常常比其他人的证明少“同志”两个字，查看证明的人见到没有“同志”二字的纸条，总会用异样的眼光审视母亲。大队里有个叫何双喜的会计为人非常忠厚，只要是经他的手打证明，总能得到“同志”二字的馈赠。母亲接过证明，心中窃喜，并很快塞进口袋，以免被人发现而连累何会计“没有站稳阶级立场”。

因母亲是右派，我小学毕业便失学在家。砍柴、洗衣、做饭、种菜、喂猪等一应家务我全包了，农忙时还要参加生产队抢收抢种。“母主外，儿主内”，只能各顾各。因此，年过半百的母亲无奈只身一人用手拎着七八副沉重的玻璃画板去乡镇漾冈。好在母亲身强力壮，且非常乐观。每次漾冈回来，母亲总会跟我们说起外面的趣事，让我快乐并向往着。

1979年，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并复职在贵溪县城第四小学教书。接着，我们全家搬回了城里复兴路旧居，母亲也告别了漾冈。

后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物资越来越丰富，超市里有全国各地的产品，随时随地买什么都方便，甚至通过网购，国外的商品一周时间也能寄到家里。贵溪城里的漾冈早就销声匿迹了，只有乡镇虽然还保留着这一习俗，但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热闹和重要了。

（民盟贵溪总支副主委 叶航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