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桥”古时称为“舟桥”，它用船只做水面桥墩，船船之间（相隔两米多）以木板相连作为桥面，属于临时性桥梁。早期的浮桥是稀奇珍贵之物，周代礼制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用完以后立即撤除。这就是最早的“过河拆桥”，贵溪方言叫“过哩桥就扯板哩”。后来，“过河拆桥”“过哩桥就扯板哩”引申为得到别人的帮忙不知感恩，甚至卸磨杀驴。
公元前八世纪，距今三千年前的周文王在我国西北渭水对岸的一个部落（今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东王乡莘里村）看中了一个叫太姒的姑娘。因渭水无桥，为了迎娶的方便和隆重，周文王大摆排场，在渭水上架起浮桥。届时周文王亲迎太姒，一路走来吹吹打打，场面盛大，好不热闹。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浮桥。世界上第二座浮桥在希腊，要比我国晚五百多年。
由于浮桥架设简便，成桥迅速，后来基本用于军事运送部队和军火。因此，浮桥又称“战桥”。再后来才改为民用，从而也就有了贵溪浮桥。
北宋时期，贵溪县衙门从信江南岸搬迁到信江北岸（今贵溪大桥东端）。船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因县衙门坐落地的缘故，潭湾港成了南来北往的船只必经之路。然而潭湾港潭深水急，经常发生水路交通事故，而潭湾港的交通事故一旦发生，往往是无一生还，所以历来就有贵溪“十不得”之一的“潭湾沉不得”之说。当时的县衙门也好，老百姓也好，都奢想在河面上造一座浮桥，但在古代，举一县之财力造一座浮桥谈何容易。
直到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贵溪县令李正通为造浮桥募捐到了好多钱，终于在这年的农历六月开工造浮桥。不到100天，贵溪第一座浮桥便竣工了，当时把这座浮桥命名为“上清桥”。浮桥由70艘木船连接而成，整座桥长900尺（276米，宋时1尺=30.7厘米）。
第二年，李正通将要卸任离开贵溪，他写了一封信到福建建阳县给著名理学家朱熹，请朱熹为贵溪的浮桥写个记。朱熹年轻时曾在贵溪考礼（调研古代礼制），其间还寻访了贵溪昂山东晋高僧支遁遗迹，为支遁开建的兴山寺题额“昂山胜概”，并写了《访昂山支公故址》一诗。朱熹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很快就写了一篇600余字的《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文中写了信江源于何处以及在贵溪的水势，并叙述了贵溪建造浮桥的势在必行和民心所向，还谈到在县令李正通的带领下，贵溪绅士“有以铁为连环巨絙千五百尺以献者，有捐其林竹十余里以献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
过了若干年，贵溪第一座浮桥因年久失修，无人管理而废。由于木制船只在江上的寿命只有四五年，浮桥建成后又需要专人看守，维护修缮费用非常高，常常需要乡绅支持才能勉强维持，所以浮桥被毁后几百年没有重建。因此，河面交通又只有渡船了，渡口就在毁废浮桥的两端码头，于是将这个渡口命名为“浮桥渡”，浮桥西南岸的村名也以“浮桥”命名，并延用至今。
600年后的道光二十年（1840），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那年，贵溪县令徐大勋决定在浮桥渡重建贵溪浮桥。据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贵溪县志》记载，重建浮桥这项任务主要由新田畈姚家（今贵溪市罗河镇管辖）的秀才姚应祥具体负责操办，姚应祥没有考取举人，一直在本村教书。他一贯乐善好施，贵溪修建城墙时得到他很多捐助，被朝廷授予“修职郎加一级”，意思是由原来正八品的修职郎（名誉正科级）升到从七品（名誉副县级）。浮桥建成后改名为“再造桥”，由姚应祥出钱出力继续负责管理了二十多年。当时，姚应祥的同事为此还写了一首诗赞扬姚应祥，其中有两句诗说：“一肩负荷关成败，廿载经营竟始终。”
这次贵溪浮桥的再造与第一座浮桥的创建有三处不同：一是河面比600年前宽了约70米，因此“再造桥”较前多用了10只船；二是再造工程自该年2月起，至11月竣工，历时9个多月，比第一次建浮桥多了半年时间；三是这回的《浮桥记》不是一篇，而是三篇，写记的人分别是江西巡抚钱宝琛、贵溪县令徐大勳、贵溪训导（相当于今教育局长）欧阳思善。令徐大勋感慨的是“宋令李君于功成之来年引退，今予亦以蒇事捐官，何古今人之不谋而合也。”600年前的李正通造好浮桥，第二年便离任；如今再造浮桥完工了，第二年徐大勋因病辞官。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下半年，日本轰炸机常常骚扰贵溪县城。城南中坊渡苏家村前东北处两株古樟树之间有一个深邃的小山洞，村后小隐岩山腰有一个大山洞都是最安全的天然防空洞。此外，三峰山徐岩、天冠山昭真宫岩也是较安全的藏身之处。当时出贵溪县城到城南只有西门外的一座浮桥，城里居民听到防控警报后必须绕道西门外，过浮桥，再到南门洲，过种德桥，再跑一段方向不同、长短不一的路才能来到藏身之处。快跑的至少要半个多小时，慢走的得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人还在路上奔命，飞机丢下的炸弹已经在人群中开花。为了缩短逃命时间，只有缩短逃命路程，县政府为让城中居民快速过河躲进城南岩洞，便将浮桥从下游的西门外移到中游大南门下火炉坑前的信江上，与对岸种德桥相连。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6月16日，日军入侵贵溪，烧、杀、抢两月有余，贵溪县城一片废墟，浮桥也被鬼子的飞机炸掉了。同年8月，日寇撤离贵溪。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初，贵溪成立了“贵溪县修建县城浮桥委员会”，余江县教育科长苏醒（贵溪城南中航渡苏村人，后移居加拿大，任华侨领袖）调回家乡任“贵溪县修建县城浮桥委员会”主任，负责抢修被日寇烧毁的浮桥，恢复南北交通，7月通桥。当时，抗日名将黄维正在家乡贵溪休养，欣然为重修浮桥捐了三十块大洋，同时应邀参加贵溪新修浮桥通桥典礼并剪彩。
1980年，贵溪信江大桥正式通桥使用。10年后，贵溪浮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只有中老年的贵溪人还能想起那众多的大木船横着连在一起，上面搁上木板，搭成晃晃悠悠的浮桥，行人和独轮车、平板车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过往；还有那盛夏的傍晚，桥身两侧的船头上栖满了洗澡、游泳、戏水的男孩和小伙子，以及桥面匆匆暮归的乡民，此情此景融在落日余晖的江面绘就了一幅富有生活情趣的诗画。更有那晚上盖着毯子、棉被露宿于桥面，共享天然空调的河边住户。（注：资料主要来自于清同治十年版《贵溪县志》）
（民盟贵溪总支副主委 叶航）
